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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茶之路

摘要:福建的地貌形似一片肥硕的茶叶,境内多山。一面是北上,但武夷山脉宛若一道天然屏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福建与中原的交流;另一面是沿闽江顺流而下,到达闽东南沿海,再通往更为辽阔的太平洋。 一群来自北方的商人,凭着一股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

福建的地貌形似一片肥硕的茶叶,境内多山。一面是北上,但武夷山脉宛若一道天然屏障,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福建与中原的交流;另一面是沿闽江顺流而下,到达闽东南沿海,再通往更为辽阔的太平洋。

一群来自北方的商人,凭着一股愚公移山的精神,硬是在闽北的崇山峻岭间打通了一条北上直通内陆的万里茶路,源源不断地把福建茶叶运到俄罗斯乃至更远的地方。

与此同时,福建早在唐代就开辟了泉州刺桐港,明初辟漳州月港,明末清初辟厦门港;清中期,福州、厦门等成为中国五大通商口岸;清代光绪后期,福州“闽海关”、厦门“厦海关”、宁德三都澳“福海关”成为福建茶叶出口的重要港埠。

茶

从闽江源头的武夷山,到东南沿海的泉州、厦门、福州和宁德,它们构成了闽茶对外传播的全部历史,对福建的对外贸易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承载着茶文化交流的本原。

穿越漫漫茶路,万里赴商机。路有多漫长,茶香便能飘多远;海有多辽阔,茶香便能飘多远。

武夷茶路 情连世界

据《武夷山市志·卷七》所记,明·永乐年间(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郑和七下西洋,携带大量包括武夷茶在内的各种名茶作为礼品赠给各国,打开茶叶之门,外销从此开始。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从澳门收购武夷茶,经爪哇输往欧洲试销。

当时外销的武夷茶,主要是桐木关所产的红茶,后来则扩大到星村等周边地区,统称为小种红茶,而将桐木关产的红茶称之为正山小种。稍后一段时间,武夷茶的外贸扩大到以天心岩为中心地区所产的青茶(乌龙茶),称之为岩茶,亦有少量绿茶,统称为武夷茶,英文译为BOHEA,质量较好者称为GONGFU。

武夷茶外销的初期,红茶主要输往欧洲、蒙古、俄罗斯以及美国;青茶则主要输往东南亚地区,后来扩大到日本。随着外销地区的逐步扩展,武夷茶的产量也逐渐增多。据有关资料记载,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6年)。从陆路走的外销茶约10000普特(1普特=16.8公斤)。到道光十年(公元1820年)年就达到30000普特。1840年“五口通商”后,武夷茶外销量增加到1350万公斤,1878年,进一步激增至4000万公斤,占了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1/3。

南北茶商,打通武夷茶路 

从事武夷茶外贸的商人,最初主要是山西茶帮和江西茶帮,随后便有闽南和广东茶帮,后来亦有一些外国商人直接来武夷收茶办厂。最著名的要数俄商,五口通商后在闽北一带办了好几个砖茶厂,大量运往欧洲和俄罗斯。不过,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外销茶商一数山西茶帮,二就是闽南茶帮。

在山西茶帮中,最大的是常家茶商。山西的地方史料中记载,从事大规模茶叶对外贸易且常到武夷山来购茶的,主要是常氏家族中以常万达为代表的“北常”。北常从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公元1796年)始,就以大德玉商号名义在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随着业务的发展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常氏不断增设商号。今天在常家大院中,还有很多印着“大德玉”商号的茶罐、装茶的箱袋、运茶的车辆等等。虽说北常经营的项目不止一个,但武夷茶为常家成为晋中首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而常家的事业,也在恰克图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闽南茶帮经营武夷茶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山西茶帮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北方的蒙古、俄罗斯,因此经销的茶类主要是红茶及砖茶。而闽南茶帮的贸易对象主要是南洋诸岛国及我国港澳市场。因此经销的茶类主要是乌龙茶。其中最为著名的也许是惠安的施集泉茶庄。施集泉茶庄经销的茶主要是“铁罗汉”、“白鸡冠”、“大红袍”、“水仙种”及“雪花”、“雪梨”等名丛品种。

充满艰辛的漫漫茶路

今天的人们,说起当年武夷茶外销的情况,不过三言两语。然而谁能知道,要将一担茶运送到目的地,无论陆路还是水路,充满了多少艰难辛苦?

武夷茶的外销运输路线,大致分为陆上和水上两条路线。陆路主要是往北,一般是从武夷山启程,过分水关到江西的铅山。在铅山装船,沿信江过鄱阳湖,经九江,过长江转汉水至湖北襄樊起岸,然后经河南到山西大同、张家口,再出关穿过蒙古草原到达恰克图。水路主要是往南,一般是从下梅、赤石码头装船,沿溪入闽江到福州码头,再出海到广州,改装大船,或到南洋,或到欧美诸国。五国通商后,因福建有厦门、泉州和福州3个口岸,武夷茶就不绕广州而从“海上茶路”直接出口了。

20世纪前的中国,交通极为落后,没有任何机械化运输工具,陆路全靠人力和畜力。常家大院里陈列着一些当时运茶的工具。一种是单人推的木制独轮小车,前窄后宽,约能装100公斤,俗称“鸡公车”,适合在狭窄弯曲的山路使用。另一种是骡马拉的平板木轮大车,能装上千斤东西,适合在平原地区的大道上使用。当年从武夷山到江西铅山的那一段,因为全是山路,就只能用“鸡公车”。从襄樊起岸后,才能用骡马大车。除此外,还有一些肩挑背扛的图片,说明在运茶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路段只能使用这种最原始的办法。肩挑背扛翻越陡峭山路的辛苦自不用说,即使到了北方平原地区,用上了骡马大车,运茶的人也并不轻松。尤其过了张家口,一眼望去全是茫茫草原和荒漠,几百里地没有人烟。有时还有狂风暴沙,劈头盖脸打下来,想躲都没地方去。而最可怕的是,万一遇上劫匪,不但千辛万苦挣来的钱保不住,连小命都有可能丢掉。为了记住这种艰难,常家商号创始人在建设大院时,特意在书房的门楣上画了一组彩图,从挑担、推车、赶马及至骆驼运茶,以此告诫后代,创业是如何的不易。

水路运输虽说要比陆路省力气,但也并非都一帆风顺。从武夷山到福州,溪流两岸崇山峻岭,水面狭窄,落差大,水流湍急,到处礁石,稍不小心,就有可能撞个船翻人亡。尤其是春夏雨季,建溪隔三岔五就要发一次洪水。洪水在峡谷中翻涌腾跃。但为了及时将新茶运抵市场,仍有许多商家冒着危险,在风浪上颠簸奔走。

尽管路上充满如此风险,武夷茶的外贸却没有因此停止,虽然数百年来因为种种原因,起起落落,但总是源源不断地翻过山野,越过重洋,传向四面八方。

泉州:刺桐城外的高樯大舶

400多公里的海岸线,打造不出一个世界闻名的良港?显然可以。泉州这条长长的海岸线上,三弯十八港有如众星捧月,组成了泉州港。

南宋末年,泉州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口。晋江安海《嘉坡店古今》载:“苏光国……不慕举业,专事航务。贾舶输出泉货陶瓷、丝绸、漆器、茶叶、荔枝及各色地道药材,与诸番贸易珠贝、玳瑁、犀角、玛瑙、乳香、檀香、苏木、胡椒、吉贝等数十种。遇顺风往返一百二十余日。每岁放舶三次,可获利千缗,人慕不及也。”

这一段来自民间的真实记载中,依次为陶瓷、丝绸、漆器、茶叶……茶叶被排在了第四位。第四位虽然不算太靠前,但看看前三位,均为中国独有的产品,而且在福建

也有着重要生产基地,便可明白,茶叶在普通商人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了。

我们无法考证的事实

1974年7月15日,一艘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船出现在我们眼前。

这艘在古刺桐港出土的宋代沉船,一出土即轰动世界。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木质海船。复原后长34米,宽11米,深3.27米,可载重200多吨。从宋代古船的船仓中发掘有香料、唐宋古钱、陶瓷器和其他珍贵文物。

在出土的陶瓷器中,瓷器43件,陶器428件(片),大多数具有宋代特征,如建窑的黑釉碗、德化窑的白釉碗和粉盒、泉州东门窑和晋江磁灶窑的青釉、青白釉碗等器物。特别是小口短颈高身陶瓶,它的造型与泉州开元寺、泉州府后山遗址宋代文化层的完全一致,尤其是南安县岭兜窑,是专门烧制这类器物的窑口。显而易见,在饮茶成风的宋朝,这些陶瓷器并不只是用来喝酒的。

如果这些陶瓷器是用来饮茶的,那饮的是什么茶呢?

泉州的名茶在唐代就有记载,唐代陆羽《茶经》和唐代李肇《国史补》中把义阳茶列为当时的名茶。据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光州产东首、浅山、薄侧等名茶。”

当时福建还有闻名的北苑贡茶和方山露芽,特别是北苑贡茶,最高峰时其品种达40多个,品目达100多种。由此种种,均可以证明在当时茶叶已经是火热的贸易物品。而在福建,它的出海通道只有泉州一处。

有多少茶叶从泉州出海?数量多少?价格几何?其实,这是一个我们无法考证的事实。只是随着茶文化无形的浸润,如今的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摸索出几丝痕迹?

海上丝路的另一个解读

近年来,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众多文化学者所关注,并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泉州的“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史迹和遗物。被确认为“可作为传统的人类居住地或使用地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现存的或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泉州“海丝”多元文化的普世价值,用费孝通先生的语言表达是泉州人有“各美其美”的开放心胸和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用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教授的语言表达,则是泉州人有“海洋的性格”,有“美人之美”的保存维护不同文化基因火种的观念。

在“海丝”多元文化的氛围下,怎么能少了清源山上的名茶呢?何融融老先生连续3年在政协大会上奔走呼吁,锲而不舍地把清源山宋树古茶从尘封了100多年的历史角落里挖出来晒太阳,并使之在清源山巅上“复活”。还有蔡襄大人,教给当地茶农较为先进的制茶技术,大大提高了清源茶的品质。今天,如果有机会,可以学学风雅的蔡襄大人。在清源山顶煮一壶山泉水,品古茗论新道!

每年北风初起,由刺桐港出发的南海商船,载运外销的茶叶,已与瓷器数量齐观,素来以泉府绸、刺桐缎驰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有人称为“茶瓷之路”了。这也为30年后的北宋元二年(公元1087年)设立泉州市舶司,创造了条件。

厦门:被大炮轰出来的港口

厦门在宋代被称为嘉禾屿,元代设置嘉禾千户所,明·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建成厦门城。从此才出现厦门的名称。

有海必有港,地理条件优越的厦门岛自然也有海港。但在明朝以前,厦门港只是一个军事重地,几乎没有对外贸易。直到1596年,荷兰人在爪哇不丹建立东洋贸易据点,明·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荷兰商人首次购到由厦门运去的茶叶。但这种贸易只是小范围的,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史料上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90年)委托厦门商馆代买的茶叶仅有150担。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广州是唯一允许外国船只停泊的港口。所以厦门港的商贸得不到什么发展。

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厦门,被大炮轰出了一个对外贸易交流的港口。厦门港对福建茶的促进

18世纪的中国,茶叶的出口交易,只在广州一处,通向广州的路途千辛万苦而且花费不小。有茶商在回忆录里记述,从武夷山到广州,那些鲜嫩的茶树叶子要换7次船,交4处税。

五口通商以后,武夷茶主要沿崇阳溪,经建溪入闽江直达福州再转运他地,既可直接通过海路运抵闽南各港口,又可直抵汕头、广州、港澳等地,这样既缩短了行程,又节省了费用,茶商获利更厚。清·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福建茶叶出口达80万担,约占当年全国年出口总量的1/3。这期间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以武夷茶为代表的闽北乌龙茶区和以安溪为代表的闽南乌龙茶区。当时有诗歌描述茶商频繁往来武夷的盛况称:“腰缠百万赴武夷,主客联欢入大关,一事相传堪告语,竹梢夺得锦标还。”“雨前雨后到南台,夏广潮汕一路开,此去武夷无别物,满船春色蔽江来。”致使地处武夷茶运销之黄金水道建溪、闽江及沿水各县,因茶叶可顺流而下的便利,发展很快。1874~1875年,美国由厦门运回的乌龙茶达34.7万千克。1858~1864年,单由厦门口岸输出的乌龙茶就有181万~317.5万千克。可以说,19世纪是武夷茶(包括绿茶和乌龙茶)风靡欧美的时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使清政府签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从某种意义来说,大炮轰开的厦门港,极大地促进了福建茶业的发展,直接地促使茶叶从业者对茶树品种、茶叶品质进行改良。安溪乌龙茶、福鼎政和的白茶,都在之后一段时间出现飞跃式的进步。

福州:独领风骚闽海关

我们先来说一座楼,一座有140多年历史的旧楼,已经在2006年被拆除、还没选好原样重建的老房子。它就是闽海关旧办公楼。

闽海关旧办公楼坐落于福州海关埕,建于1862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放福州等五口为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英国在福州仓山泛船浦建立闽海关(俗称洋关),负责福州关区(即泉州湾以北的广大区域)内轮船运载的国际进出口贸易和国内转口贸易的管理和征税。

闽海关的所在地是闽江北港白龙江的深水区域,能停泊较大的船舶,江岸平坦开阔,有足够的建设用地。闽海关选址于此。深得地利之优势。自闽海关在此建关后,新开张的洋行大多跟着选址泛船浦,连原来散布闽江两岸的老洋行也渐次把行屋迁移到此地,很快地,泛船浦一带就形成了一个繁华的新街区。这个街区与稍后开发的天安山西洋居住文化区、山下大桥南传统街区共同构成了今天的福州仓山区。

从一座老房子入手,我们将如何解读福州港口的茶叶贸易?在近现代茶业发展历程中,福州究竟有何地位?

仓山“万国建筑”里的茶事风云

福州自清·咸丰四年(公元1855年)开放茶叶贸易后,两年内茶叶出口就超过广州,贸易额神速攀升,成为仅次于上海、和广州不相上下的繁荣口岸。据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统计,当年福州外贸总值占全国的13%左右,仅次于上海(65%)列第二名。

仓山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作为当时的通商口岸,先后有英国、美国、法国、荷兰、丹麦等17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洋人的炮火打开口岸,随之而来的便是商人,他们的主要目标便是福建的茶叶。这时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的茶业已取得长足进展,中国茶叶其实并不占多少优势。即便如此,清政府依然千方百计地勒索商人。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伦敦市面平常工夫茶每磅仅售4便士A4便士半,折银闽茶每担只能5两至5两半方能与之竞争,而福建茶叶其厘税两项每百斤先需银4,4两,其他成本更不要计算了。于是经营闽茶的中外茶商纷纷歇业或倒闭,至1890年,福州“洋商之办茶者,上年共有7家,今年则概行歇矣”。

那一段风云茶事,如今已隐藏在历史深处,让人无法窥得真相。

茉莉花茶为何那么香

说福州茶,不能不说到茉莉花茶。福州茉花茶与闽海关又有什么渊源呢?

清·咸丰年间(公元1851年~公元1861年),福州已有大规模茶作坊进行商品茉莉花茶生产。当时福州的长乐帮茶号生成、大生福、李祥春等窖制茉莉花茶运销华北,特别是津、京地区,走海路由福州运至天津,转口北京,深受北京市民的喜爱。因此说福州是中国茉莉花茶的发祥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福州茉莉花茶生产加工总量超过2万吨,外国商人先后来福州开洋行,花茶畅销欧、美和南洋,那是茉莉花茶崛起的黄金年代。即使是在中国茶叶出口下降时期,福州茉莉花茶依然有着良好的国内市场。清末开始,北京涌现出不少经营福州茉莉花茶的茶庄,如前门大街由福州人开设的庆林春茶庄、东四大街由安徽人开的吴裕泰茶庄、天津正兴德茶庄等等。有人说, “吴裕泰”、“正兴德”、“张一元”等老字号茶庄所卖的茉莉花茶“京味”足。其实,“京味”指的就是福建茉莉花茶特有的韵味。

可以说,闽海关对于茉莉花茶香飘世界起了很大的作用。

宁德:百年“福海关”

近代五口通商以后,随着国门被迫逐步打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就被强行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范畴。已经日暮途穷的清政府为了增加国家的关税收入,不得不因应中外各方的要求,不断增加开放沿海口岸的数量。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在闽东三都澳的三都岛正式开通了“福海关”。从那时起至今的110年中,三都澳便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海上茶叶之港”。

外销从郑和下西洋开始

地处海峡西岸的闽东区域,背山面海,物产丰饶,自古海洋贸易繁荣,其中以盛产优质茶叶而最享誉中外。而且,本地域之北西南3个方向,环绕险峻山岭而致使交通极为不便的现实,则又决定了其历来外销茶货只有通过海洋畅运才是最为便捷的途径。

西方是17世纪以来才流行认识和饮用中国茶叶的,这与郑和下西洋所带出的大宗中国茶叶息息相关,而郑和远航活动所带出的大量茶叶到底来自于哪里呢?从历史记载来看,明初东南各地已经成名的好茶,品类已经极为繁多。所以,郑和船队运往海外的大宗茶叶可供选择的,自然不出江浙茶、浙东茶和闽茶3种。三都澳临近福州,具有极为优良的港湾条件,且有着丰富的茶货资源。如果以郑和曾经驻泊于三都澳修治舰船这个事实来说,则三都澳周边的优质茶货必然被列入采购重点。因此,闽东的茶叶在郑和时代就已经大量销往海外了。

茶
 

“福海关”的辉煌

在闽东的沿海,海岸线漫长曲折,港汊林立,这就为本地域发展海洋茶贸创造了优越的条件。以温州和福州之间的海峡西岸而言之,诸如沙埕、赤岸、三沙、赛歧和三都澳等,这些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良港的形成,甚至可以说其成名的主因,皆为有赖于历来大宗茶货的外运与外销。

三都澳的良港特征,遍寻于全世界也是极为罕见的。三都澳历来被人们誉为“五邑咽喉”,其港阔水深,口小腹大,碧波万顷,几乎辐射包容了闽东所有的重要产茶区。

清政府于当时在三都澳开埠“福海关”,无疑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更是得到了列强的欢迎和捧场。为了能够争相购买到这里的优质廉价茶叶,英、美、意、俄、日、荷兰、瑞典、葡萄牙等10多个国家迅速在三都岛建立了各自的茶叶公司和商行等机构。在最初的几年间,就先后有多达20多家的外国茶叶公司和商行在三都岛设立了子公司和代表处。“福海关”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名副其实的茶贸大商港。

历经动荡,难复昔日繁荣

抗日战争时期,三都澳茶叶贸易的繁荣遭来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轮番海空轰炸和侵略破坏。1940年7月,日本侵略军出动飞机、军舰和陆战队600余名进攻三都镇。攻上三都岛的日本侵略军对三都镇及其周边海域实行了“三光”政策。顿时,三都镇成为一片废墟,岛上的“福海关”自然也荡然无存,未能幸免。

自“福海关”被日军炸毁以后,其原有的海关职能,曾经一度被迫取消而并入福州的“闽海关”。但是,三都澳的茶叶出口依然以福安的赛岐和福鼎的沙埕作为替代港而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内外各地。抗战胜利后,三都岛重新开关,茶叶贸易曾经得到快速的恢复。但是,由于内战等因素,三都岛海关没有恢复到昔日的繁荣景象。

综合有关史料记载:自“福海关”始,到并入“闽海关”,乃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其间虽经历了社会的持续动荡、多次的改朝换代和8年的艰苦抗日战争,但三都澳出口茶叶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统计当时整个福建省乃至全国每年的茶叶出口总量,不管是相对数量还是所占比值,三都澳出口茶叶所占比例居前的地位都是始终不可替代的。以“福海关”开埠到1919年为例,三都澳各年茶叶出口在全国出口总量中所占有的具体比值,竟然达到了年平均占有率的7.25%。

在三都岛旧海关存在的前后半个世纪中,其以茶叶贸易大港的事实完成了自身的历史定位,它与福州的“闽海关”和厦门的“厦海关”一起扮演着福建省最重要的茶叶贸易港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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