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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门禅宗茶道

佛门禅宗茶道源发于“茶之德”,旨在参禅悟道。僧人种茶吃茶由来已久,最初是把茶作为一种兴奋剂和饮料来使用,渐渐地在饮茶过程中悟出了一些道理,僧人开始把茶融入到佛法中,以茶助佛,以茶理佛成为了僧人日常坐禅中不可缺少的活动,禅宗茶道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萌芽。

“一生为墨客,几世作茶仙”的陆羽从小受儒、佛、道三教文化的影响,把三教思想融入于茶理之中,又将三教文化的精华与唐代文化的特色结合起来,奠定了中国茶文化的基础,中国茶道由此得到了确定。在陆羽的笔下饮茶不只是一个物质过程,更重要的是一个精神享受、精神陶冶、直觉体悟的过程,强调在茶事之中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陶冶情操,养成茶人品格。

作为佛教中国化、简易化、世俗化的禅宗也创造了饮茶文化的精神意境。所谓“茶禅一味”也就是将茶道精神与禅学相互贯通。从哲学观点看,禅宗强调自身领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所谓“明心见性”,主张所谓“有即无,无即有”,重视在日常生活中修行,教人心胸豁达,而茶能使人心静,不乱,不烦,有乐趣又有节制。佛教提倡坐禅,饮茶可以提神醒脑,驱除睡魔,有利于清心修行。所以,僧人们不只饮茶止睡,而且通过饮茶意境的创造,把禅的哲学精神同茶结合起来。

茶文化构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僧侣们以茶供佛,以茶待客,以茶馈人,以茶宴代酒宴,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庄严肃穆的茶礼,尤其是佛教节日或重要的法会都举行较大型的茶宴。唐时有的寺院还可以为仕宦各界迎亲送友设置佛门礼仪的茶宴。宋代在敕建的寺院遇到朝廷钦赐袈裟、锡杖、法器时都举行隆重庆典,往往用盛大的茶礼以示庆贺。

自公元780年陆羽完成《茶经》的110年后,中国历史步入了唐末五代时期。就在这个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彻悟人生、参透佛法的高僧大德,其中有两位以茶参禅的禅师可为典型代表,使中华禅茶理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这两位禅师分别是生活在北方河北赵州,人称“赵州古佛”的从谂禅师,另一位是生活在南方福建武夷,人称“扣冰古佛”的藻光大师。可以说,这两位身处一南一北的高僧是将中华茶道引入哲学领域,又输入思想和灵魂的奠基人,从而形成并正式确立了中华禅宗茶道的地位。

古时的交通及信息传递非常不便,而他们二人虽然身居南北两地,遥隔3000多里茫茫关山,却不约而同地悟出了“茶禅一味”之道。从谂禅师以“吃茶去”的理念接引弟子,垂范禅林。两位禅师把精深奥妙的佛法禅理简练成一杯茶,把从容、超越的生命境界淡定成一杯茶,供后世慢慢品饮,也使得不产茶叶的“河北赵州”和盛产茶叶的“福建武夷”一起因禅茶而闻名天下。受其影响,在以后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先后涌现出多位名垂千古的禅茶大师。

赵州古佛(唐)

赵州禅师(公元777~897年),法号从谂,又称,禅宗史上一位震古烁今的大师。从谂禅师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郝乡人,俗姓郝。幼年因穷苦出家于本州岛通院,而后,剃度于嵩山会善寺,受法于南泉山普愿禅师,他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之后的第四代传人,证悟渊深,年高德劭,享誉南北禅林。其80岁时行脚赵州,被众僧迎入观音院驻锡(即柏林寺),住持该寺40年,弘法传禅,道化大行,僧俗共仰,为禅林模范,开创赵州禅之风,人称“赵州古佛”。

佛教多有公案存世,比如“庭前柏树子”、“如何是赵州”、“狗子无佛性”、“麻三斤”、“吃茶去” 、“洗钵去”等公案,不仅启悟了当时的许多禅僧,而且流传后世,其中“狗子无佛性”更凝练为“无门关”,成为禅门一大总持,至今在中国、日本、欧美等地仍是最流行的公案。唐昭宗干宁四年(公元897年),从谂禅师圆寂,寿高120岁。唐昭宗谥封他为“真际禅师”,元天历三年(1330年)修建真际禅师塔,即柏林寺赵州禅师塔。塔为密檐式砖木结构,平面呈八角形,共七级,是我国古塔中的杰出作品,它精巧优美,高耸巍峨,气势雄伟,为晚唐时禅宗巨匠赵州禅师的舍利塔,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赵州“吃茶去”这一禅林法语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茶文化典故。一日,两位刚到寺院的行脚僧人慕名来找从谂禅师请教修行开悟之道。从谂禅师先问其中一人在以前来过这里没有,回答没有来过,从谂禅师让他吃茶去。又问另一位僧人以前来过这里没有,回答来过, 从谂禅师还是让他吃茶去。在身边的寺院监院这时满腹疑问,连忙问赵州禅师:“师父,新来的叫他吃茶去是可以理解的,来过的人为什么也叫他吃茶去呢?”从谂禅师喊了一声监院的名字,监院应声答应,从谂禅师同样让监院吃茶去。这便是千古禅林法语“吃茶去”的来历。

对于这段公案,柏林禅寺里“禅茶一味”碑记中以“新到吃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是吃茶”的十六字加以概论。对于新到、曾到和院主三个人,从谂禅师一概奉上一杯茶,让他们统统吃茶去。这三声颇有回味的“吃茶去”道出了赵州以茶接人的一片禅心,从谂禅师毫不犹豫地拿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杯茶,禅林中人誉为“赵州茶”,千年以来开化了无数学人。赵州“吃茶去”公案,其实就是引导学人走向生活实践的一种体验方式,也是赵州作为禅宗直指人心的一种开示,“吃茶去”三字已非字面内涵所在,其深刻意蕴在于使人即事而真,即俗超凡。《五灯会元》记:“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饭后三碗茶。”日本著名茶道大师一休宗纯对此给予高度评价道:“一味清净,法喜禅悦,赵州至此,陆羽未曾至此”。 近人赵朴初题诗吟咏此典:“七碗受至味,一壶得真趣。空持百千偈,不如吃茶去。”

“吃茶去”是茶禅一味的真谛,是茶道的精神源头,是东方智慧奉献给人类文化最珍贵、最璀璨的瑰宝。茶文化作家丁文说:“赵州茶是禅茶一味肇始标志,赵州茶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禅宗茶道的正式形成,也为大唐茶道及中国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赵州柏林禅寺不仅是举世闻名的“吃茶去”公案诞生地,也是中国禅茶文化“感恩、包容、分享、结缘”四大功能的诞生地。

禅月大师——贯休(唐、五代)

贯休(公元832~912年,寿高80岁),俗姓张,字德隐,婺州兰豁人(今浙江兰溪),7岁出家,过目成诵,日诵《法华经》1000字,倒背如流。贯休又雅好吟诗,常与僧处默隔篱论诗,或吟寻偶对,或彼此唱和,见者无不惊异。贯休受戒以后诗名日隆,乃至远近闻名,所以又有诗僧一称。唐景福(公元892年)间,贯休云游杭州,吴越国君钱镠(liu浏)慕名拜见,并索要诗篇。贯休赋诗《献钱尚父》一首,诗云:

贵极身来不自由,几年勤苦踏山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光寒十四州。

莱子衣裳宫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

他年名上凌烟阁,岂幕当时万户侯。

当时的钱鏐是梁太主封的吴越王,拥兵百万,野心勃勃,认为统领十四州太少了,派人传话给贯休,要求把诗中的“一剑光寒十四州”改为“一剑光寒四十州”。贯休对来人说:“州亦难添,诗亦难改,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耶!”说罢拂袖而去,飘然入蜀。贯休入蜀时正值王建称藩王,贯休就给王建献诗一首,其中有句云:

一瓶一钵垂垂老,

万水千山得得来。

王建非常高兴的说道,“我高筑金台,以师名士,广修宝刹,用接高僧,千山万水之言,何敢当啊”,即封贯休为——禅月大师。

贯休曾三次入闽,两次在武夷“山心庵”挂单。公元872年,贯休送友人郑阁入闽路经武夷山,在慧苑寺巧遇藻光,两人相见甚欢,以茶当酒,谈经说禅论时务,其乐融融,临别时以“从此应多好消息,莫忘江上一闲人”送藻光。公元874年,贯休送缘有禅师与雷处士再度入闽,经武夷山时在“山心庵”挂单,又与云游归来的藻光不期而遇。故交重逢深感有缘,贯休以“他年相觅在,莫苦入深云”的诗句纪念两人的情谊。公元900年,贯休送友人刘逖三度入闽,再次参访“山心庵”,当时藻光已得证悟,佛法精湛,被尊崇为“扣冰古佛”,声名远播,四处云游弘法利生。贯休在“山心庵”挂单数日,没能晤得扣冰古佛深感失望,留诗《怀武夷山僧》来记载这一段茶禅之缘,诗曰:

万叠仙山里,无缘见有缘。

红心蕉绕屋,白额虎同禅。

古木苔封菌,深崖乳杂泉。

终期还此去,世事只如然。

这首诗记载了贯休和扣冰古佛有缘相知无缘相见的际遇,盛赞了古佛“群物侍伴,双虎同禅”的法喜禅悦和“山心庵”周边“古木”、“深崖”间遍植老丛茶树的殊胜景象。禅月贯休大师三次来访武夷山,并留诗纪念,为以后“天心永乐禅寺”的佛教文化增添了弥足珍贵的一笔。

扣冰古佛(唐、五代)

扣冰和尚,又称“辟支扣冰古佛”,武夷山吴屯人,生于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2月8日),俗姓翁,名干度,法号藻光,河西节度使推官翁承钦之子。传说其父母中年无子甚为沮丧,有一日,其母梦辟支佛感孕而生。又因其夏着衣褚,冬则扣冰而浴[16]而被称为“扣冰古佛”。 古佛虽生于官宦之家,受教儒家典籍,但少具慧根,一心向佛,13岁即出家为僧,苦修不懈。为求佛学真谛,从20岁开始先后参晤禅月贯休、雪峰义存、鹅湖大义、鼓山神宴等诸大禅师。

古佛常在荆棘荒蛮中打坐修行,“虎踞左右,猕猴供果,朱雀衔花,群物侍伴”。 唐乾符元年(公元874年)藻光和尚受辟支古佛显化指点到“山心庵”挂单修行,这年中秋之夜,月圆天心,藻光望月而豁然启悟,感叹道:“欲会千江明月,只在天心一轮光处,何用捕形捉影于千岩万壑,以踏破芒履为耶?”这就是“天心明月”[17]典故的由来。后人为纪念扣冰古佛,便把始建于唐代贞元(公元790年)年间的“山心庵”改名为“天心寺”,就是现在的武夷山“天心永乐禅寺。”

古佛受“天心明月”启悟,成为一代参透禅学真谛的大师,并被闽王尊为国师,名列《五灯会元》、《高僧传》等史传之中。古佛超乘的道行与长期喝茶是分不开的,正如古佛道场“瑞岩寺”对联“扣禅扉,动心弦,万法仙宏开觉路。冰壶影,静澄怀,刹那灵山映瑞岩”所描述的一样,古佛一生相伴于武夷茶的幽香中,他以冰煮茶,以冰沐浴。正是茶与冰的交融,涵养出他超越僧俗两界的生命奇观和一颗恒定千年的“壶里冰心”。

天成二年,闽王把85岁的古佛请到福州,拜以国师。《五灯会元》中记载:“闽王躬迎入城,馆于府沼之水亭。方啜茶,提起槖子曰:大王会么?王曰:不会。师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意思是说闽王招待古佛时,古佛提起茶橐子问闽王说:大王会茶道吗?闽王说:不会,古佛说:人王和法王就自斟自饮,自己照顾自己吧。在当时由于闽王暴政导致世风日下,处处物欲横流,贫富悬殊极大,闽王请古佛到福州就是寻找解决方法。古佛深知闽王心情,以茶对闽王进行开悟,在古佛眼里茶已不单单只是一种饮品,而是衡量一个人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的尺度,这也是古佛“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的自性流露。闽王是个极度崇佛的人,对古佛以茶净化人心的建议十分赞同,不但从此倡导“吃茶”之道,以茶净化人心,还在后来派遣“张廷晖”在建安(今福建建瓯)开茶园设龙焙,由此成就了北苑贡茶的盛行。

扣冰古佛的“吃茶”之道代代相传。如今,天心永乐禅寺正积极推行历史悠久的天心禅茶——扣冰茶,让“茶禅一味”这一饱含智慧的哲理为更多的世人受用。

圆悟、大慧、道谦禅师(宋)

①圆悟克勤(1063~1135年),宋代高僧,俗姓骆。克勤于成都从圆明禅师学习经论,后至五祖处修行,蒙五祖印证嗣其法,成为一代宗师,声名卓著。宋高宗曾召其入对,很赞赏他的修为,赐号“圆悟”,故世称“圆悟克勤”。

茶和佛教素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荼”(即茶)字“人在禾木中”的构字法,正是对抽象而微妙的“禅”作了最通俗易懂的解释——如同说图解字一般,在常人的眼里,一看到“禅”字,最先浮现在脑际便是一幅人在大树下或草木间打坐、静虑的画面。佛教里也有许多“人在草木间”的故事,比如佛祖释迦牟尼正是在菩提树下悟得真谛而创立佛教的,而禅宗本身也正是因为“拈花微笑”而确立和传承下来的。这也说明了茶和佛、茶和禅之间虽素昧平生却似曾相识,二者之间自古就存在着结成“茶佛一家”、产生茶禅一味的种子,此所谓“茶禅一味”的缘起。宋徽宗政和年间,克勤禅师在湖北荆州弘扬佛法,受湖南澧州刺史之邀,入住夹山灵泉禅院。在此期间,他应参学门人之请,评唱五代重显禅师雪窦的《颂古百则》,门人记录汇编成《碧岩录》十卷。他潜心研习禅与茶的关系,以禅宗的观念品味茶的奥妙终有所悟,挥笔写下了“茶禅一味”四个字。

唐代赵州从谂禅师和武夷扣冰古佛开创了茶禅文化的先河,他们倡导的茶禅一味这一法语启示了一个哲理,即“禅为我心,茶为禅相。”宋代圆悟克勤禅师把这一主题进行了传承和提升,揭示了茶道与禅学在精神上有着深层的相通,他手书“茶禅一味”[18]的禅偈赠送来华学佛的日本弟子荣西和尚,就是对茶与禅内理相通的经典概括。“茶禅一味”四字真诀从此被日本茶道尊奉为核心理念,也是日本茶道起源的核心,流传至今依然未变。

18:圆悟禅师手书的“茶禅一味”,送与来中国学习禅宗的日本僧人荣西和尚,此手迹被荣西带回日本,成就了荣西日本茶叶始祖地位。后来这幅手迹传给了日本大德寺高僧一休宗纯禅师,一休宗纯对圆悟克勤禅师极为敬重,他能把自己老师华叟宗昙的印可状烧掉,却将圆悟的“茶禅一味”墨迹精心保存着,可见其对于圆悟的尊敬。后来一休把这幅墨迹传给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由珠光下传,此墨迹遂成茶道界重宝,更被列作日本国宝,现收藏于日本奈良的大德寺。

②大慧宗杲禅师,(1089~1163年)南宋僧人。俗姓奚,号妙喜,宣州宁国(今属安徽省)人。12岁即投慧云院出家,17岁受具足戒。他先后投师学法未见长进,后准备投临济宗僧人圆悟克勤,当时圆悟住“成都昭觉寺”,宗杲犹疑不定。后来知道圆悟奉诏迁住汴京天宁寺,宗杲高兴地说:“这不正是上天把这位长者送到我跟前吗!”于是径往天宁寺,如愿的成了圆悟克勤禅师的弟子。

大慧宗杲禅师后来主持余杭径山寺,并将圆悟禅师“茶禅一味”的思想继续发扬光大,首开“看话禅”宗风,远近参学弟子无数,日本等海外僧侣也纷纷跟风而至。径山寺原本就大量种茶,在佛事中有普茶等仪规,大慧宗杲禅师更是因地制宜的把茶禅文化广泛传播。后来由其真传弟子道谦禅师把“茶禅一味”的精神又带回了文化圣地武夷山,与本土的“三教”文化、武夷茶文化相交融,渐渐形成了中国茶道中最具代表性的武夷茶道。

③道谦禅师,俗姓游,宋代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五夫里人。家世业儒,早年丧父母,因孤苦而愿从浮图。初到京师师事圆悟大师,再师大慧宗杲,参禅20年,悟得密传心印。宋绍兴八年(1138年)回到老家武夷山五夫里,主持乡里的开善寺。当时的武夷山被称为“三朝理学驻足之薮”,朱熹的养父刘子羽、老师刘子翚(huī辉)、岳父刘勉之既是理学硕儒,又是虔诚的佛徒,与道谦禅师交往甚密,常在开善寺与道谦禅师说法辩禅。当时的朱熹尚年轻,常听道谦禅师说法辩禅,就一味追求开悟。当他得知“开悟之说不出于禅”后,便追随道谦禅师在密庵、开善寺、天心庵(今天心永乐禅寺)焚香论茗、寄斋食粥学禅,持续一年多,差一点就弃儒从佛。绍兴二十年(1150年)五月,朱熹在天心庵问禅于来访的大慧宗杲禅师,大慧禅师以茶为参禅悟佛之机,显道表法之具,引茶入禅,援佛入儒,才使得朱熹适然启悟,为他日后创立融儒、释、道之大成的朱子理学体系奠定了基础。

超位禅师、明觉禅师、铁华上人(明、清)

①超位禅师(1608~1688年),俗姓卢,号寿宗,福建漳浦人,出生鸿儒之家。年轻时便投身明朝遗老黄道周门下,追随黄道周反清复明,南明灭亡后,被清廷通缉,有家难回,便在南山寺削发为僧,后云游到浙江嘉兴金粟寺,师承福建漳浦籍老乡百痴行元禅师。随后在武夷山章堂岩结庐修证,历三十余载,皈依者甚众。超位禅师一生种茶、做茶、泡茶、品茶,工夫独到,声名远播,“春云翠泼山川,瑞草香浮岩壑,雪烹龙团,浪翻蟹眼。”之语便是对超位禅师茶禅生活的真实写照。

②明觉禅师(明末1610~1666年)福建顺昌人,为顺治帝佛学启蒙老师,被赐封为“明觉禅师”,他深知“伴君如伴虎”之理,便毅然请旨南回,主持邵武安国寺。其间与超位禅师多有书信往来,在《明觉聪禅师语录》中有《侯武夷寿宗禅师》一文记载:

暌违道范,渴慕芳规。每瞻风釆于词垣,素惭萍梗于参阔。有稽候悃(kǔn捆)未遂,鄙私得便鸿翔,聊将问慰。足下独宿孤峰,惟抱挚天之志,身游大野,实起济道之风,扫却三玄,纵横机超物外,空诸万有,坐断报化佛头。名占夷岭之尊,道震崇潭之重。春云翠泼山川,瑞草香浮岩壑;雪烹龙团,浪翻蟹眼。吾兄卓锡于此日用,乐道无穷,行济南阳之俦,坐置高庵之理。素有鄙志,欲躐(liè列)高踪,未知六六峰头、三三水畔,尚容予杖笠之寄乎?弗罄遐思,谨此以慰。

③铁华上人(1637年~1725年),字明开,漳浦人,居武夷山筇(qióng穷)岩“莫庵”50余年,师从超位禅师,继承超位禅师茶禅衣钵。铁华上人在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以74高龄杖锡入京师,朝野为之震动。诚亲王躬身拜访并叩请禅宗大略,书“洞天花雨”额赐之。朝中文士多有题赠,戚麟祥是这样评价铁华上人的:“天下名山数武夷,偶飞一锡到京师。”而潘锦则写道:“他年若肯结莲社,终为陶渊过虎溪,”表达了对铁华上人的仰慕之情。太史陈梦雷认为,铁公和尚与其师伯明觉禅师大振宗风,使武夷山佛教进入了大复兴时代。1718年《续茶经》的作者,时任崇安县令(今武夷山市)的陆廷灿拜谒80岁高龄的铁华上人,向他讨教饮茶之道,有诗《次前韵赠铁华上人》为记:

诗传九曲好溪山,梦想依稀廿载间。

却喜铜符新授绾,偶闲相对一开颜。

章堂讲席称幽栖,涧草岩花护紫泥。

他日携琴访老铁,茶烹香水胜曹溪。

先皇曾赐祖庭珍,帝子挥毫翰墨新。

愧我官贫如鹤瘦,只将断句赠高人。

钵粟瓶花价不赀,当门龙象绕虬枝。

胜情遥羡灵山衲,枯坐时吟赠锦诗。

诗中洋溢着作者对铁华上人的仰慕以及武夷山上“茶烹香水胜曹溪”的茶禅盛况。

释超全(清)

释超全(1627~1711年),俗名阮旻(mín民)锡,厦门同安人,曾在郑成功储贤馆为幕僚。由于闽南是南明政权反清复明的根据地,南明灭亡后,效忠先朝的遗民被迫逃亡到江西上饶和武夷山一带,许多报国无门的志士纷纷遁入空门,先后隐逸江西和武夷山中。那时在武夷山中的每个寺院几乎都有闽南僧人常住,如主持天心永乐禅寺的超位禅师和主持天成禅院的超煌禅师,以及曾先后主持过莫庵和天心永乐禅寺的铁华上人,还有梧桐窠的僧衍操都是漳州人,青狮岩的兴觉和尚是晋江人。尤其是天心永乐禅寺的释超全,为效忠南明而弃家行遁,因仰慕天心禅茶之名,约于康熙二十五年(1685年)入武夷天心永乐禅寺为茶僧。这些人普遍嗜茶,常在天心永乐禅寺举办茶宴,在一起宣习功夫茶艺,以茶谈禅,以茶论道,以茶说经,成为传播武夷山乌龙茶的先驱,最为突出的当数一代茶僧释超全。他在天心永乐禅寺种茶、制茶、喝茶、写茶,留下了著名的《武夷茶歌》。回到闽南后又著《安溪茶歌》,成为后人研究茶叶的珍贵史料。

以上这几位僧人均与茶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也证明了僧人对我国茶叶的培植、加工和发展,尤其是茶道文化的传播做出的贡献。为什么说僧人对我国茶叶的培植、发展和茶道文化起到了不可磨灭贡献呢?主要是因为僧人饮茶的历史十分悠久。僧人认为茶有“三德”,利于丛林修持,僧人种茶、制茶、饮茶并研制名茶,为中国茶叶生产的发展、茶科学的研究、茶道的形成立下不世之功劳。

我国僧人饮茶的历史由来已久,已成传统。就连茶圣陆羽也是出于释门,陆羽生于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3岁时育于竟陵龙盖寺,由主持增智积抚养,9岁跟济公学佛,11岁逃离寺院,随杂戏班子流落江湖,并学习杂艺,28岁后交了个和尚朋友,就是诗人“皎然”,又称“释皎然”。陆羽从28岁以后就长住湖州标山一带,因自小就跟着济公学习煮茶技艺,并迷上了这门技艺,终于在建中元年(公元780年)47岁时在湖州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陆羽能写成此书与他长期在茶区生活有关,但主要得益于佛门经历,可以说,《茶经》是描述和总结了中国僧人种茶、制茶、烹茶、饮茶等生活经验的总和。僧人认为的“茶有三德”是:坐禅时通夜不眠为一德,满腹时帮助消化为二德,饮茶可抑制性欲为三德。而茶道就生发于茶之德,又由“茶之德”生发出禅宗茶道。佛学传入中国后演变成了独具特色的禅宗,僧人日常修持之法就是坐禅,要求静坐、敛心,达到身心“轻安”,“观照”,“明净”。其姿势要头正背直,不动不摇,不委不倚,通常坐禅一坐就是三月,老和尚难以坚持,小和尚年轻瞌睡多更难熬,饮茶正可提神驱睡魔。僧人饭罢就坐禅易患消化不良,饮茶也可生津化食。另外还有一点,佛门虽为清净之地,若要想不染红尘很难做到,年轻和尚正值青春盛期,看见前来拜佛的娇艳女子难免神不守舍,一杯茶能转移其注意力、抑制性欲。有了这些作用,茶叶自当是佛门首选之饮料。僧人的第一个突出贡献就是种茶,茶产于山谷,培植于名山。而僧占名山,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最早的茶园多在寺院旁,以后才逐渐出现于民间。

佛教与道教有一共同点,它们的教义都是“山林哲学”,佛陀在山林坐禅以证菩提,老庄在山林隐逸以返璞归真。佛教传入中国后又受道家影响,所以佛寺道观多选建在名山大川,故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说。此后,饮茶成为和尚家风,于是又有“名山有名茶,名寺产名茶,从来僧侣爱饮茶”的说法,表现农禅一味,制茶、饮茶乃是和尚的家风。僧人在植茶、造茶、择器、煎茶等方面都显示出非同一般的智慧,其技艺之精主要表现在下列四个方面:

(1)善植:即善于培植茶树,创育新品种,如武夷山的名丛铁罗汉、白鸡冠、大红袍、水金龟、半天腰等都出于僧、道之手。

(2)善焙:僧家焙茶最为得法,凡是经过僧人焙造后的茶叶其品质均有较大的提升,晋升的等级最高。从明代开始,制茶工艺由过去的“团茶”开始改制“芽茶”,武夷出现了安徽“松萝制法”,后又出现了全发酵红茶制法,由此开始逐渐创制新的做青法,乌龙茶的工艺起源极有可能就是由武夷山僧人发明并完善的,因为乌龙茶有一道关键程序——焙火,这与过去的团茶焙火工艺有异曲同工之处。

(3)善烹:僧人精于烹茶的原因很多,佛门虽清净之地,僧人却喜欢广交茶友,彼此切磋。所以,僧人有时间经常介入茶事,实践的机会最多。

(4)善鉴:一鉴茶,二鉴水,三鉴具,僧人天天与茶打交道,对此道极其精通。

僧侣种茶主要用于献佛、自用和待客。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产茶寺庙就有杭州龙井寺、徽州松萝庵、武夷天心寺、福州鼓山寺、天台山天台寺、杭州灵隐寺等。所以,中国茶的种植、生产加工技术与中国的僧人有着极大的渊源。僧占名山,又勤于种茶和茶学研究,中国历代名茶的培育许多出自于寺院僧人,没有僧人就没有中国茶叶这句话绝不是空穴来风。

有诗云“人生在世七大雅,琴棋书画诗酒茶,从来名仕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僧人对我国茶叶文化的另一个贡献是“斗茶”。斗茶是僧人的一大爱好,古代的佛门僧人喜欢斗茶早在唐代以前就开始时兴,因斗茶实践的机会就多,故能获“真知”,成为行家里手,江南才子袁枚游武夷时,就是从僧人献茶而得知“真味”。在斗茶的过程中又逐渐引发了另一种文化的兴起—瓷器。到了晚唐时,“南青北白”等瓷器茶具开始广泛时兴,推动了福建黑釉文化的发展,“建窑茶盏”的兴起为入宋后茶用具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到宋代时斗茶之风已经非常盛行,每年采摘新茶后,各地名寺高僧云集,展示自己寺中种植、制作的新茗。在那时,一年一度的“斗茶”是中国佛门僧人的一大盛事,他们斗的不止是茶叶的品质,更重要的是,在“斗茶”背后所产生更多的茶叶文化。

“斗茶”并不是简单的对一款茶叶进行质量和茶叶泡制技法的比对,在“斗茶”分出高低胜负的背后,更多比的是茶树品种、制茶工艺和茶艺技术。通过“斗茶”使各寺僧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从而不断对各种不同品种的茶叶进行研究创新,经过中国的僧人们千年的不断努力,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使中华茶叶形成了一大批珍贵传统名丛。

正是由于“斗茶”的兴起和流行,对中国茶叶新品种的发现、培植、改良、制茶工艺的不断完善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那时的“斗茶”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僧侣和道士之间,文人雅士、官僚贵族、平民百姓均可参与。“斗茶”不仅促进了茶叶的发展,同时也对泡茶程序及泡茶用具的规范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斗茶”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人们开始对茶具有了更高的要求,将“斗茶”用具实现统一标准的理念从那时开始形成,从而对晚唐后期建窑茶具的生产及技术又进行了改良和提高,使建窑茶具文化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一批流传千古的名茶茶具,如黑釉盏中的上品兔毫盏[19]、天目盏、油滴盏等。蔡襄在总结了几十年斗茶过程后,于1054年撰写了《茶录》一书,在下篇中注书中载,论茶器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xié斜)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

《茶录》的出现对斗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斗茶之风迅速在朝野传播,建盏中的上品成了皇族、大臣、富贾追求的目标,文人雅士为此以诗歌赞美的不在少数,建窑由此进入鼎盛时期,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并出现底足铭有“供御”、“进盏”字样的建盏进贡朝廷。

黑色陶瓷始创制于东汉晚期,经两晋、南北朝、隋代到唐宋时期,由于黑釉中呈现出黑蓝色或浅棕色流纹,犹如兔毫者,称之为兔毫釉。宋代是建窑黑釉陶瓷生产鼎盛时期,其中武夷山遇林亭窑、建阳水吉窑与当时的定、钧、哥等名窑齐名。“黑釉建盏”的出现有它的特定的时代意义,因为它符合了当时人们在生活及精神上的需求,符合了宋人那种恬淡典雅,但在平静中求变化的审美情趣。

宋代斗茶从选茶择器上都非常讲究,从水质到操作技艺也有严格要求。茶选用的是“龙凤团茶”,器则必选建窑烧制的“黑釉茶盏”,北宋“苏轼咏茶词”《水调歌头·尝向大冶乞桃花茶》 中说明了这一点:

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

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

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

结就紫云堆。

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

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

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

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

梦不到阳台。

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茶的发现、培植、传播和名茶的研制均与佛门僧人有直接的联系。佛门僧人又通过斗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推动了以专门烧制茶具用品“建窑”文化的发展和完善。正是佛门僧人和众多道家为我国茶叶的发展立下不世之功,可以说是中国的僧人改变了茶的用途,并且培育了各种“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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