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黑茶 古道寻迹

不到西北访茶，何以完整表达中国茶？不到青海，何以知茶之深度与广度？

在这里，茶叶所缔造的奇迹俯首可拾。茶从茶马古道进入到千家万户，滋润着广大民众日常的饮食、交往、生计以及深藏于内心的信仰，渗透到炕上、集市、茶馆、书房以及佛堂的每个角落。

青海是茶叶消费的重要区域，从李唐政权与吐蕃王朝第一次在日月山下互市开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国家层面的茶叶的传统——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通过茶来促进民族融合与疆土开拓。宋朝在西北设有专门负责管理茶叶贸易的茶马司；明朝设专门的西宁茶马司统管西宁茶事。明代后蒙政权领袖俺答汗通过茶与黄教的结合而达成蒙、藏联盟；清代蒙古族则通过三次熬茶布施把满、蒙、藏三大族贯穿起来。

茶叶在华夏边疆的形成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3月下旬，南方的明前茶已经上市，春天的气息荡漾在唇边，而青海湖的水依旧冰冷。我们从昆明出发到西宁，需要带上的除了新茶，还有加厚的冲锋衣。从地理位置上看，从中国的西南角直线飞往西北角，不过两个小时的旅程。但在历史与人类学家的解释里，青海的氐羌族群南迁至云南，前后却花去数以百年计的漫长时间。

在云南连续四年干旱的境况下，去探访中国大江大河的源头之地，也有着别样的意义。我们真的希望，茶水能泡出一个温润的世界。

“霉茶”往事

选择第一站前往湟源的丹噶尔古城，有地理位置上的近，也有我们对茶叶的认识程度——三十多年前，景谷边茶入湟源的故事。原云南省茶叶协会会长邹家驹写过《霉茶故事》，说的是一段普洱茶认知上的茶叶往事。1979年5月，景谷茶厂生产的901批和905批边销紧茶，在由昆明发往青海湟源车站中转西藏的途中，离奇失踪了。这是景谷茶厂由圆茶变方后的第一批“生砖”，滇茶入藏是1949年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边茶项目，从1953至1956年有二万余担滇茶经过丽江、德钦、畹町、缅甸、印度，以及经昆明、泸县、成都进入西藏。

铁路的通达后。从1957年起云南藏销茶即改由国内公路和铁路联运至甘肃武威车站交货，到1960年共安全调西藏紧茶8.53万担。1967年以来，云南调西藏的茶叶任务由年供1.96万担猛增到1973年的3.85万担。1979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湟源段已开通，于是滇茶开始走兰州转青藏铁路的湟源站交货。但因为到达目的地有成昆线和贵昆线两条，发货人弄不清具体线路，因而发生了茶叶失踪的事件。

几个月后，茶叶找到了，但同时也出了问题，抵达青海的这批砖茶不知为何发了黄色的霉斑。西藏茶界认为这是废品，要求退货，而云南茶界吐加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之前，就因滇茶掺入大量野生茶。导致藏民饮后出现头晕腹痛等症状，已经被藏民抵制过。现在又来霉茶事件，加之刚刚粉碎“四人帮”，上纲上线的思维还广泛存在，茶叶问题很容易上升到政治问题。景谷茶厂厂长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但云南省茶叶公司并没有闲着，他们去青海、成都、北京危机公关的同时也寻找霉变答案，甚至去请教了当时的茶界泰斗吴觉农先生。尽管有北京实验室证明发霉的茶没有问题，但西藏方面还是不买账。峰回路转，刚好有香港茶商到云南收茶，指定要云南发酵过的陈茶，他们喝了这批霉茶后，认为这正是他们需要的口味。于是这一百多吨发霉的“废茶”变成了宝贝，贬义的“发霉”也变成了褒义的“陈化”或“发酵”。一百多吨“霉茶”的游历，也揭开当年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邹家驹先生评价说：“一百来吨普洱散茶，在周游中国西部地区，经历三年多是是非非和继续发酵修炼升华后，终于来到认识和欢迎它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它的最佳归属。这批茶，汤色透亮、滋味醇和、不苦不涩，是云南历年普洱茶出口品质最好的一批，到港后立刻被抢购一空，成为香港茶叶界的美谈。”

但普洱茶到底为何会在湟源发霉的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在普洱茶界流行讲仓储的今天，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普洱茶湟源仓的往事。在西宁的茶客交谈中，当地人说的最多也是“我们这是西宁仓，你们尝尝看，与港仓有何区别？”

在西宁，茶店如今四处可见，福建茶、湖南茶、云南茶、浙江茶都开有专门的店，曾经的茶马司管理机构成为历史。为我们做向导的王云浩，之前做饮料市场，卖过牛奶，现在专心事茶，他希望在西宁这个曾经繁华的茶叶消费地。重新让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古道遗珠丹噶尔

从西宁出来，到湟源不到一小时的车程。

在多石少草木的青海，湟源峡谷却绿树成荫。山上依稀可见的烽火台，诉说着这个“海藏咽喉”之地与众不同的身世。穿过一段幽暗的峡谷，我们仿佛走进了历史。

历代政权之间的纠纷，到了湟源便结束了地理上的东西之争，而瞬间转为南北分端。历史上，许多大人物从这里穿越而过，成就了令人千古敬仰的事业。文成公主从这里出塞，从此故乡成为想象之词。她的孤寂与牺牲，换来的是千年来汉藏之间络绎不绝的交往身影。无数不知名的平民为我们铺垫了唐蕃古道的通衢大道，并让它转型为茶马古道，容许我们可以从容地走过。

用“一千多年以来”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这条古道，会显得仓促乏力。我们叫它茶马古道也好，叫它唐蕃古道也好，都不足以描述出其哪怕是最伟大或微不足道的一面，因为古道见证了华夏大地各族^民为生活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它存在的奇迹，恰恰在于它磨平、超越了时间：无论是人、动物，还是火车、汽车、飞机。经过这里都是收敛、节制、缓慢的。

然而，昔年茶马古道上的慢，如今被—个叫“日新月异”的词语所取代。从西宁出发，可能连—个故事都没有听完，就抵达了新修复的丹噶尔古城。我们抵达的时间点，正好赶上这里春分前的“田社”，郊外有许多人在亲人坟前烧香祭祀，田野里四处可见袅袅向上的青烟。在青海湟源这一带，田社上坟是最隆重的，一村人往往举族而出。与内地汉族的清明节祭祖一样。田社本是汉族节日，但今天的二十四节气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名词了。在青海，我们会多次被古风所震惊，路上经常会遇到朝拜圣寺（塔尔寺）和圣湖（青海）的民众，以女子居多，有些人戴着口罩，手绑木板，身着宽大的藏袍，长跪下去，丝巾迎风飘舞。 　　在丹噶尔古城，我们的导游是—位漂亮的女导游，她为我们发的宣传册上写有一段话：“丹噶尔（即藏语“东科尔”的蒙语音译，意为“白海螺”），地处黄河北岸，西海之滨，湟水源头，距西宁市40公里。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这里结合、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相交、唐蕃古道与丝绸南路在这里穿越、众多民族在这里集聚，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小北京”之美称。”

《丹噶尔古城游程路线图》则把古城景点和特色旅游产品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对照提示，顺着导游的声音，沿着新铺的石板路，一路可见茶行、酒家、醋店、客栈、戏园、文庙、学校、博物馆、演艺厅……物品涉及茶叶、酒醋、皮毛、藏刀、玉石、披风、排灯、皮绣、牦牛角、牦牛肉、沙棘汁、酸奶……市井与茶香、书香融合在一起。导游告诉我们，过去比现在更繁华，许多东西只有在这里才买得到，湖南人、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四川人、新疆人都来这里经商。这还不算什么，最厉害的是那些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歇脚做茶叶与皮毛生意。

唐教授也告诉我们，丹噶尔古城有学习另一个茶马古道古城丽江的影子，今天有人批评丽江过于商业化，但这些古城本来就是因为商业发达才繁荣起来。从唐到晚清，丹噶尔及其周边区域，获得长久不衰的名声，不正是从日月山下的茶马互市开始么？

杨景升在《丹噶尔厅志》里说，丹噶尔从明末开始就商贾渐集，与蒙番贸易。因此这里有了世居民族，村落成型。自由贸易又吸引回族、撒拉族等其他民族的到来，一些人本是旅行者，但嗅到商机后也定居下来。说真的，我们也有来这里开个客栈兼卖茶的冲动。道光、咸丰之际，这里迁来的回族、撒拉族人口多达千户。当时货物云集，每年进口价达20多万两。1906年，输入到此地的茯砖茶有1万封，同时，样布也大量进入到了这里。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马成俊博士是撒拉族人，他说自己祖辈也是从事茶叶贸易，他记得爷爷之前到四川松藩地区贩卖过大路茶。撒拉族人口现在只有10多万，以前更少，但在明代，却拥有两面明廷发放的茶马贸易金牌信符。松藩是明代四川五大茶马贸易地之一，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从松藩到青海的茶路，被称为“西路”。从松藩出发、经过阿坝的若尔盖到甘南，从临夏、河州、岷县后转输入青海。“大路茶”因此得名。顾名思义，大路茶就是走大路运输的茶，相对大路的小道之茶则被称为“小路茶”。

熬茶布施

在我们考察的过程中，当地学者经常会谈到对丹噶尔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两次贸易，即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族准噶尔部落入藏的两次熬茶布施。丹噶尔是准噶人换取入藏物质的贸易地，在这两次贸易中，他们共获得了近20万两白银。

熬茶布施是指在藏传佛教寺庙通过熬茶行为发放布施，布施物中有日用物品和事佛物品，大头是银两发放，喇嘛则为布施者诵经祈福。《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整理出了大量一手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三大族之间通过熬茶布施这一佛事行为达成的联盟，带来了民间商贸的发达以及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交往。

从准噶尔的政治中心地伊犁到拉萨，路途非常遥远，熬茶布施是小团队出行，比不得大军作战有专业补给队伍，故熬茶使团进入大清境内就只能完全仰仗清廷。另一方面，准噶尔部落因为与清廷的连年会战，像肃州、河州这样传统的茶马互市之地时开时闭，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需要一个中间地带来完成贸易。所以，熬茶布施不仅仅是一场宗教活动，还是一场贸易活动。今天看起来，贸易的成分还要更大一些。

1741年的第一次熬茶布施，准噶尔来了303人，其中喇嘛有20人。他们带来的贸易品有羊皮、狼皮、狐狸皮、沙狐皮、羚羊角、绿葡萄、瑙砂等等。这是双方第一次在丹噶尔交易，参照的价格以肃州为主。但因为这里当时并非主要贸易集散地，加上清廷招商力度不够，货物贸易前后居然用去了4个月。这次贸易共出售狼皮3600张，羊皮30500张，羚羊角、绿葡萄、瑙砂也销售大半，但细皮类价格高遇冷。这次贸易，准噶人所得银子有105，400两，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

准噶人觉得清廷定价偏低。他们说：两国为兴黄教，逸乐众生而和好，在肃州之地往来贸易都四五次，物价大家都熟悉，现在你要压价，我们不能接受。这些货物所得。也不是为我们自己，主要是为了赴藏好布施。但清廷以为准噶人生性狡诈，你是来熬茶，又不是来贸易，主次不分。双方互相争执，从夏天一直卖到秋天，错过入藏最好时机。第一次入藏熬茶计划就此夭折，准噶人准备打道回府。边臣震惊。因为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将就此付诸东流。清廷为此也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乾隆不悦，下旨说：如果这是首领噶尔丹策零的主意，我将蔑视这个无信用之人。贸易期间，熬茶也可以在丹噶尔区域进行，东科尔寺、匝藏寺和塔尔寺都是他们的目标寺院，他们所请求的扎西车里寺，远在黄河边不说，还靠近蒙古游牧区域，不予批准。今天看来，这场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贸易不过是一种试探，但为丹噶尔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丹噶尔之幸运。

第二次熬茶布施，抵达丹噶尔的准噶人还是303个。因为要筹备银两与哈达，故先有一半人员前来贸易。双方都吸取教训，这个贸易只用了1个月时间就完成。这一次并未带羚羊角、葡萄、瑙砂这些货物，只带了皮毛来，但量不少，有20万张，外加骆驼1800只，马2300匹，羊2800只。清廷也把西宁的商贾都邀请到丹噶尔贸易，并上调了贸易价格。这次成交额约78，000余两。在塔尔寺、东科寺等地熬茶布施后，他们踏上南下西藏之旅。在西藏境内各大小寺院熬茶布施，准噶人共花掉黄金436两，白银约166，708两，还不算那些布施出去的物品。而清廷为了保证熬茶布施的安全进行，动用了上万人参与，开销不低于70万两白银。

这两次熬茶贸易对丹噶尔的影响深远。尽管丹噶尔地处交通要道，但毕竟地处偏远之地，人口稀少，消费能力并不强。第一次贸易中，准噶人留下来的葡萄、羊角、瑙砂等，再售就遇到很大的困难，这些东西又不是生活必需品，只好运往陕、甘两地贩卖，但还是出现积货如山的窘状。尽管贸易出现亏损，但也让许多人：看到丹噶尔的发展前景，第二次熬茶贸易后，丹噶尔人口大增。乾隆九年，西宁主薄移至丹噶尔，丹噶尔—跃为商贸与政治中心地。经过数代发展，道光九年，清廷在这里设立丹噶尔厅。 　　《丹噶尔厅志》记载，从兰州运来的茶，每年约万余封，大半销于“蒙番”，“每封现价二两。共银二万两”。筐所盛的为黄茶。砖茶则是川字号无封的。“番僧蒙番”之间，都是私下交易，官方很难查办。有许多砖茶并没有直接兑换成银子，而是以物换物。茶叶是硬通货，在这里是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以茶换马的古老传统延续到近代，《青海茶叶》里说，1937～1946年茯砖茶8封可以换马一匹，3封可以换羊毛1担，1封可以换大白羊皮7张，小白羊皮14张。有茶，可以换到任何你想换到的东西，而牧民用青海盐、用皮毛同样可以换到他们需要的茶叶、面粉或其他物资。

青海湖边的茶会

那一夜我摇动所有的经桶，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因为仓央嘉措，青海湖成为一个诗与情的圣地。近年来，这里已经举办过两次青海湖国际诗会。

在王云浩和唐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前往青海湖边的甲乙寺。路上，他们说起青海的三怪，“山上不长草”，“房子能赛跑”，“姑娘不洗澡”。习惯了即便是冬天也能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绿叶红花的南方人，青海光秃秃的山确实给人留下荒凉的印象。那些到过云南的青海人，说得最多的也是云南茂盛的草木；房顶能赛跑，是说青海特色民居“庄廓”屋顶是平的，可以做赛跑的场地，也有说法“房顶能打场”。而姑娘不洗澡，大约是说这里气候干燥，不易出汗。云南也有边地汉人不洗澡之说，怕受寒气入侵。

从云贵高原滇池边到青藏高原青海湖畔，海拔平均上升了1000米，空气变得稀薄，紫外线也更加强烈，植物生长变得异常艰难。在这里，徒步慢走都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但一路上遇到最多的人，还是朝拜磕长头的人。想起一位上师说，那些磕头朝拜的人，并非只是事佛。他们五体投地，拥抱大地、宇宙的每一个分子，体会来自泥土、空气与大地的每一分秘密。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他们用躯体覆盖飞扬在地面的浮尘，带给别人洁净。

人的选择与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慢慢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习俗、风气与心灵。带着对大地、河流、草木与动物的理解的渴望，我们来到了甲乙寺。甲乙寺最耀眼的建筑，是一尊高28米的未来佛像，在破乌云而洒落的余辉下，显得金碧辉煌，庄严神圣。当地人说，佛像铸成后，青海湖水大涨了一次，而上次涨水还是50年前的事情。佛像的身后，是隆堡赛庆神山，此时山中的河流已结冰，白皑皑一片。随风舞动的经幡，牛羊悠然吃草，牧民席地而坐喝着奶茶。雪域高原满地祥和。

在寺院门口，笑意盎然的年轻活佛在此等候。扎巴活佛为我们戴上黄色的哈达，我们则把景谷茶厂生产的心脏形紧压沱茶送给他。他问：“这是班禅所喝的那种贡茶么？”我们点头。活佛握着沱茶的柄，又笑笑说：“是有点像蘑菇哦！”青海不容易喝到云南的普洱茶，这里主要是喝湖南的砖茶。唐教授说：青海一带把沱茶称为“窝窝茶”，只有少量会抵达青海，也只是达官贵人和寺院高僧能够享用到。2009年，我们第一次青海之行，随身带着的沱茶远远比砖茶受欢迎，送给当地人，他们把玩一番后，都迅速装进外衣的贴身口袋。三年后，我们在唐教授家又看到昔日送出的茶，问他怎么不喝掉，见多识广的他居然喃喃道：“舍不得啊！”

普洱茶中“班禅沱”这个特有的称谓，源自为班禅特别制作的茶，其形类似心脏，更像破土而出的蘑菇，原料精细，制作上乘。1960年，新投入使用的景谷茶厂就专门负责生产“宝焰”牌紧压茶，靠手工和半机械加工为省里提供边销。那个年代，选什么都是中央决定，云南大叶种茶区以景谷茶样为收购标准样配发各地，为的是稳定藏区。在滇藏茶叶贸易中，选择这种奇怪的样子，是有原因的。普洱茶专家邹家驹解释说，其一，是为方便长途货运。先民们担心过久的运输时间不利于茶叶间的呼吸和透气，便在茶上做出手柄，使其留有缝隙，致其间通透。其二，好客的藏胞们视紧茶为珍礼相互馈赠。在敬献哈达时，又因紧茶带把儿，便于一手握住两个，可同时敬献四个紧茶。这种蘑菇沱原本很少生产，1986年，在十世班禅的要求下，云南下关茶厂才又恢复生产了一批传统的心脏形紧茶。这批珍贵的茶目前存世不多，已经成为普洱茶界中的传奇之茶，但民间一直都有人在恢复生产。

互赠礼物后，扎巴活佛把我们领到屋内。待客的佛堂里，摆着早已备好的酥油、羊肉、糌粑、曲拉、砖茶等。王云浩打趣说，他老远就闻到院内传出的手撕羊肉的香味。而我们两个外地人，则是闻着茶香而来。藏传佛教的饮食与汉地寺院迥异，这里并不忌荤食。于是，效仿他们吃一回游牧风格的饮食。先用刀子割开羊肉，大口咀嚼，这个时候，茶水就很管用。茶水喝到快接近杯底时，再往茶水碗里放点酥油，补上热茶，加入炒面，然后用手把面粉搅拌成湿润的面团送往嘴里，吃着吃着，又发现需要喝水。整个过程就是进食与喝茶的过程，没有蔬菜，没有水果，茶叶是唯一能令人想到绿色的食物。古代的青藏高原，比今天更难获取蔬菜与水果，茶就是他们获取绿色营养的唯一途径。也难怪藏民会说“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活佛介绍说：甲乙寺1984年才创建，创建者叫岗日堪卓玛（意为“雪山空行母”），是位女活佛。寺院历史虽然并不悠久，但随着青海旅游业的升温，来青海湖的人都会到寺院造访。他感慨说，现在寺院已经不备有专门的茶房了，以前的储物房，茶叶储备超过70%，因为不易得。信众得到茶，来寺院的时候会进奉。“现代交通和通讯都发达了，茶叶容易得到，大家都没有了储藏的观念，所以喝陈茶的人少了。”活佛说道，“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寺院人也少了，我们最多的时候才有40多人，平常不过10来个僧人，以前寺院是学习的地方，现在有专门的学校，人员分流了。”在古代，具备储茶条件的，只有寺院、茶马司和大户人家。现在寺院储藏锐减，茶马司消失，看来只有在大户人家才能看到大量的储藏。

活佛为我们泡的茶，是湖南益阳的砖茶。茶放在—个大茶壶里，饮茶法与今天相同。交通方式、沟通方式、教育方式、储藏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人的味觉却似乎一直不变，尽管出现了许多茶的可替代品，但对于青海一带民众而言，喝砖茶的习惯是丢弃不掉的。 　　说到云南茶与湖南茶的区别，活佛有自己的见解。“除了地理上的阻隔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普洱茶性凉，我们喝了胃寒，湖南砖茶则温和得多。”我们本想插嘴说云南也有熟茶，但活佛接下来的话，更好地解释了砖茶的流行原因：“再有嘛，就是砖茶形态上看起来大啊，很受用，很少的钱买一大块，划算。也符合游牧民族的性格，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我们在青海的问茶中，云南茶与湖南茶的性价比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样是边销茶，因为用料和地理上的远近，价差很大。青海的一位税务部门官员说，1982年，他还在牧区工作期间，一个月工资是72元，3斤重的湖南茶卖2.5元，够一家人喝2个月。但云南沱茶，一个250克的却要5毛钱，同样重量的茶，贵了5毛，喝起来不划算。“二三十年前，云南茶还很少，我们接触到的云南茶，都是仓库积压下来的，还是降价过的，要是新茶，估计更贵。现在普洱陈茶热了，回头想才知道当时是多么珍贵的茶，我们却拿来泡在水壶里喝。那个时候，有点地位的人，都受龙井茶的影响，都以为茶要喝新的才好。”

新与旧，考量的是时间。快与慢，根究的是态度。青海保留了慢，保留了在一线城市看不到的那种过去的时光，他们的心灵贴近大地，神明就在上空。

塔尔寺里的大茶房

塔尔寺，距离西宁不过25公里，是许多游客抵达西宁后造访的第一站。最初这里有的不过是一堆石头码出来的小佛塔，但其后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成为一个占地600余的青海第一大寺院。当地人说，这是信仰创造的奇迹。

一路都有磕着长头到塔尔寺朝拜的人，其他信众就更多了。寺院周边卖特色产品的人也不少，几乎每三步就会有人上来推销商品。为我们做讲解的是在镇上当过兵的西安小伙，水准不在专业导游之下。“平日常听到塔尔寺的故事，自己也买了一些介绍塔尔寺的专业书籍，这些年为朋友们省下了不少导游费。”在这个小镇上，几乎人人都是导游，连小孩子都能说出个一二三。

塔尔寺可看点很多，这一次我们要探访的却是不对公众开放的大茶房，但看守的喇嘛多次拒绝了我们的请求。眼看着计划又一次要泡汤的时候，王云浩发出一声惊呼，我们顺着他的指引看去，那人不正是我们昨天在青海湖边拜见的扎巴活佛么？大家一阵雀跃，最后在活佛的协调下，我们得以进入大茶房。

从门口的告示牌上我们得知，大茶房（藏语俗称“嘉康饮莫”），建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建筑面积448平方米，全寺僧人举行诵经、法会等集体佛事活动时，煮“芒加”（斋茶）、“头巴”（斋饭）的地方。倘若不是事先在青海民族大学博物馆看到过大铜锅实物，忽然第一眼看到这么个庞然大物，一定不会想到其饮食的用途，只会被其超容量的体积震惊。最大的三口大铜锅摆放在茶房的正中间，官方提供的数据是最大的直径2.6米、深1.3米，锅身上刻有“八宝”花纹图案。

1897年，为了解决寺院僧人的吃饭问题，塔尔寺请鲁沙尔镇名匠王守礼来锻造一口特大铜锅。王守礼琢磨工艺，经历失败，最终花了6个月时间才完成了这一艺术品。而之前的相对小的铜锅，是从四川松藩长途运来的。中间三大锅左右两边还有相对小的四口铜锅，其中最小的一口锅口径1.65米、深0.9米。总数有7口之多，不知何故，所有的介绍上都只说是5口。

塔尔寺是藏传佛教黄教的圣地，与事茶有关的物件尚有许多。茶房最右边的铜锅上堆码着上百块茶砖（大部分是新茶），茶架上倒挂着几十把木质多穆壶（多穆壶本是藏族民间使用之物，但进入清廷皇宫后化身为“金茶桶”、“银茶桶”，成为皇帝嫁女、赠送蒙古贵族、寺院高僧的重要礼品，折射出满、藏、蒙在藏传佛教影响下的变化），20个左右的木质盛茶桶被塑料纸掩盖着，稍不留心就会错过观看。茶房里烧火的材料是煤炭。在外厨房的铁皮桶上，红油漆刷着“E”字，唐教授说这是藏语里“茶”的意思，发音为“jia”，对应汉语里对茶的另一种古老称呼“槚”。

塔尔寺的大铜锅同时熬茶，能够供应1000多人饮用，赶上大法会熬茶布施，茶叶的消耗量惊人。塔尔寺僧人鼎盛时期有3600人，每日的茶叶消耗量也大得惊人。明代青海湖边四世达赖喇嘛主持的一次布施会上，参与者多达10万人之众，一次就消耗了60万包茶。

乾隆六年六月，准噶尔人一行抵达丹噶尔后，就来到塔尔寺熬茶布施。《熬茶档》上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次熬茶布施：

献佛伞1把、圆幡4个、长幡2个；寺院喇嘛念经1日，为燃灯添油，献布彦银100两。给4名住持喇嘛赞珠克堪布等布彦银12两、物品1包。给念经喇嘛等人各布彦银1两，共给银814两；献给念经噶布楚兰占巴等哈达400方，给侍奉赞珠克堪布等之喇嘛、办理寺务之尼尔巴等各人布彦银1两，共给银92两；熬茶所用酥油、炒面、青稞、柴薪等物，给布彦银30两。

赞珠克堪布回送准噶尔人西洋缎1匹，西洋缣绸1匹，蒙古书信1封。从送出的东西来看，塔尔寺当时已经置身于世界贸易体系中。1774年，英属印度派来调查青海商业的间谍博尔格说，从中原输入到青海最大宗的物品是茶叶与丝绸。10年后，又一个商业间谍忒涅再到青海的时候，这里居然有了孟加拉的水獭皮。

乾隆八年，准噶人第二次到塔尔寺熬茶布施，来自《熬茶档》上的记录显示：

念经1日，献出哈达1068方，供佛燃灯布彦银1两7钱，沙狐皮7张，狼皮1张；给寺院为首喇嘛3人布彦银14两，念经喇嘛等人各布彦银1两，共贡献出布彦银1050两；给年迈因病未到的喇嘛布彦银30两，所用柴薪、牛奶、雪水物品布彦银13两39钱；瞻拜塔尔寺所存达赖衣物出布彦银80两。

有上千人参与了这场熬茶布施，当时的茶价是每包1两2钱5分。

像塔尔寺这样的熬茶大铜锅，西藏寺院存有不少，五台山也有，估计也与这里黄教寺院多有关。辽宁阜新瑞应寺的“莽贞”铜锅，最大的一口大铜锅直径有4米，一次可煮米1000多公斤，做一顿饭须烧1200捆苞米秸秆。锅在日常用途中，更多解决的是寺院内部僧众的伙食问题。但大锅却不然，只要是为了向民众布施。藏传佛教里的大型法会更是需要大锅来熬茶布施。1939年，德国党卫军考察团进入西藏班禅领地扎什伦布寺，当时恰逢藏历新年，他们拍下了许多熬茶布施的场面，一口大锅里的茶。可以供数百人饮用。 　　青海与西藏，在清代都不产铜，这些铜都需要外调。乾隆年间，西藏境内的铜居然用光了，就连香格里拉的13000斤铜也运去做熬茶的大铜锅还不够，只有向清廷索要铜锅支持。1750年，乾隆下诏要军机妥善办理，从云南运铜入藏。寺院的茶叶来源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1、僧人家庭供应；2、用供奉购买；3、化缘；4、施主布施，然后寺院以集体统一供应的方式得来的。施主一般是以钱给寺院布施，然后由寺院代为购买茶叶，熬茶后再分给僧侣们饮用。也有一些施主是直接给寺院布施茶叶的；5、政府供给，这也是大头。

到塔尔寺来的信民，都会自己随身携带茶叶，寺院免费为他们提供开水。门口有酸奶和烧土豆卖，如果能躲过那些一路推销纪念品的小贩，坐在这里吃土豆、喝酸奶，看游人如织，也别有滋味。

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尔城

没有城墙，没有碉堡，只有凛冽的风，猎猎作响，让人只想闭眼吸气。站在哈拉库图尔城背后的土墙上，举目尽是冰雪。枯草中，有野鸡飞舞，卧冰的小羊像极了黑白熊猫，憨态尽撒。平顶屋上，有人影晃动。这里适合清唱王洛宾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但来自昌耀诗歌的《哈拉库图》却说，“没有一个世人能向我讲述哈拉库图城堡”。

唐仲山教授一直提醒我们要注意，不要从土墙上掉下去。日月山，就在对面。日月山与青海湖。是汉语中“海誓山盟”最有力的总结词，这里发生的帝国往事，都成为最好的注解。

唐帝国时期，一场婚姻，一个茶马互市，让这里结束了汉藏对峙；宋代南茶北上，西北茶马司设立，因茶而改变的生活日益凸显；元代八思巴与忽必烈在这一区域结盟，为蒙、藏两大民族交往铺好通衢大道；明代俺答汗与达赖在山海之间追思各自先人，青海人宗喀巴创建的黄教通过蒙、藏两大领袖的推广，缔造了影响至今的格局；大清经过康、雍、乾三代励精图治，满、藏、蒙各自庞大的疆域第一次完整地统辖在中央帝国的版图下……

这些故事，不仅湟源学者任玉贵熟稔于胸，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了如指掌。2009年，我们第一次来到日月山下的哈拉库图城，震惊于这里的古风。一户牧民的门楣上，红字黑字写着“之子于归”四字新字，于是便嚷着要进去讨碗喜茶喝，这四个来自“诗经”时代的句子，如今在中原大地早已绝迹，大部分人不知其意思为何。“中原失礼，求诸四野”，从西北到西南，都有着共性。我们常常会在大理巍山、剑川一带乡村寻找到久违的古风，他们把家庭的喜怒哀乐都写在了门口的一幅幅自撰的对联上。

牧民家里的茶，都是湖南的砖茶，于我们而言不见得有多好，它们粗糙得看可见茶梗和树枝，但于他们来说，却是每日的生活必需品。端到桌上的茶碗，也是缺了口锔过的青花瓷碗。喝下加过盐巴的砖茶，一身暖意，融化了深藏在发底的冰屑，温暖着身心。

在胡木匠家，唐教授问我们：“你们猜猜他们家的茶放在哪里？”我们回答：厨房，客厅。但都不对。“难道像寺院一样，有专门的茶房不成？”教授和木匠都哈哈大笑，连连摇头。在木匠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主人的卧室，茶砖整齐有序地堆放在床头柜里。一家之主的卧室，既是休息之所，亦是一家财富与传家宝的收藏地。茶之精贵，毋需多言。

唐教授是青海茶文化专家，他去过许多游牧家做调查，总结下来就是，砖茶现在虽然易得，但其作为“礼”象征性一直在延续，—个家庭，拥有茶砖数量的多少，既是家庭财富多寡的考量，亦是家庭地位的考量。茶越多，说明其家庭越富裕，地位也显赫。茶在储藏的同时，也在流通，你送多少与被送多少，都取决于你是何等人家。

这里的茶，也保留着古风。陆羽时代的茶，是要加盐巴的，并非清饮。今天牧民喝的茶，除了加盐巴，还有加动物奶、酥油、草果、姜片、花椒、面食的，具体加什么，还得由个人的口感决定，也受时令的影响。比如加辣椒，就是在冬天最冷的时候，可以帮助驱寒。加盐巴却是常态化，尤其待客的时候。当地谚语说，“人没钱鬼一般，茶没盐水一般，肉没蒜味一般。”

这里的人喜欢喝陈茶，他们认为新茶不好喝。茯茶的“茯”字，据说最初写作“附”，意思就是非“正”品，次等货。茯砖茶选料多用质地很老的茶叶，加上茶梗与枝叶拼配。陈化后，性温，有着独特的营养价值，更有助于去腻、消化。这里把饮茶叫熬茶，“熬”发音为“孬”。考究这一消费习惯，可以追溯到西北地区的茶叶运输和储藏方式上。南茶北上后，为了方便运输。都被加工成“砖”样。到了西北后，大批量的茶进^政府的茶马司仓库和寺院的大茶房。明、清茶马司约5年清理、抛售一次陈茶，价格便宜，许多百姓大量购茶都是在这个时期，寺院的熬茶布施时间也被限定在特别的日子，故老百姓消费陈茶是被迫形成的习惯。今天普通百姓长期饮用的茶，都来自湖南益阳。茯砖茶在青海流行，大约归结于晚清湖南人左宗棠在西北推广的“茶柜”制度。

这样的茶叶边疆文化，也许是明代大学者解缙最乐意见到的。他曾说，中原最好的东西就是茶，而番人最好的就是马。他赞同明延茶马互市的国策：茶之于夷人，如同中国之酒醴，因为茶马贸易，许多夷人也开始学习中国的知识，对中国也有了向慕之心，那么茶的作用就很显然，茶有着“夷夏之交，义利之辨，寅宾尚忠信而笃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

茶不仅仅是一种饮品，还有其它。茶作为媒介，体现了观念的变化。如今，随着茶的传播，各族人民有了更深入往来，通过贸易、文化、旅游等等。

陈渠珍从西藏抵达湟源区域时，也为这里的古风所震惊：“余皆汉番杂处。风俗妇女尚饯足，裙下莲步不及三寸，服饰既古，文化尤卑，邻居为私塾，当见一生久读不能成诵，塾师罚之跪，以草圈罩头上，频加筹石，令其跪诵。余见骇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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